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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初晴闲翻书

独立读书札记,非媒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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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亦非

1975年生,布依族,贵州独山县翁台乡甲乙村人,写诗、评论、小说、专栏等。 出版物: 《吸血鬼》(大象出版社) 《魔书:魂飞魄散》(河南文艺) 《珠宝的前世今生》(重庆出版社) 《我为首饰狂》(中国轻工) 《孔子博客》(陕西人民) 《动物改变世界》(长江文艺) 《植物改变世界》(同上) 《孔子日记》(现代出版社) 《爱在西元前——有关动物的98个片断》(友谊) 《孔子的部落格》(台湾大旗) 《世界顶级服装设计师TOP20》(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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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知识分子:总是异乡人  

2010-06-10 11:00: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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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知识分子:总是异乡人 - 梦亦非 - 小雪初晴闲翻书

 

 

                                        流亡的知识分子:总是异乡人

 

当国家遭受侵略的时候、沦陷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做些什么?法国知识分子在做什么?

这些应该分清“遭受侵略”与“国家需要”,在我们的大众思维中,当国家遭受侵略的时候就是国家需要的时候,就像国家正在搞建设的时候正是国家需要的时候。只要政府愿意或庸众们愿意,任何时候都是“国家需要”的时候。国家作为一个永远也喂不饱的庞然大物,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时候”,与“国家需要”相对等的应该有“国家不需要”的时候,但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时候,永远都是“国家需要”的时候,所以,“国家需要”本质上只是爱国主义或政治煽动的一个口号。

但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都傻乎乎地以为真有“国家需要”的时候,放弃自己的学术生命投入学术之外,或者放弃更好的学术环境而去选择反学术的环境,放洋的知识分子与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都曾这样蠢过。之所以说蠢,因为服从于国家需要是一种爱国主义的骗局,对爱国主义的批判在中国是不可以的,再清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多认为爱国是必须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纠结着,很多时候误将民族主义当作了爱国主义。但就算真是爱国主义也是很无聊的,如果愿意,我们甚至可以编一本名人们反对爱国主义的名言录,我曾在博客上转过一篇反对爱国主义的名人名言,在此不多赘述,而对爱国主义的批判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早就完成了,有不服气的自己去了解,这些恕不重述。因为这些是基本常识。但不幸的是中国庸众总是以流行的情感代替常识作判断。

言归正传,我们说回法国知识分子在二战期间的流亡。从法国流亡到美国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马赛—纽约;一条是里斯本—纽约。前者从马赛出发,途经安德烈斯群岛抵达美国的“马提尼海路”;后者是坐火车、步行翻过比利牛斯山穿过西班牙到达里斯本,再乘船去纽约。第二条路非常麻烦,因为种种签证的申请与通过太复杂了,经常是许多人美国的签证到手时,法国的离境签证已经过期,于是一切又得重头开始。当时的中世纪文学教授古斯塔夫·科恩写道:“如果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也需要办理这么多手续,他一定会拒绝发现新大陆。”不幸的本雅明就死在这条线上,因手续的折腾而绝望自杀。

无论如何,在美国政府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一些民间团体的帮助下,法国许多知识分子在1940年6月22日法国签字投降后离开法国,去了美国。著名的流亡的法国知识分子如列维—斯特劳斯、布勒东等等从文学艺术界到数学界到社会学界的名流们。当然也有留下来“抵抗”的,比如狂热的阿拉贡、牛叉的马尔罗、午夜出版社的创办者让·布吕莱等等。其时于法国知识分子看来,留下来还是流亡并不是问题,就像在德战期夺取了《新法兰西评论》的德里厄·拉罗谢尔之类的选择通敌也是很自然的,“人人都通敌”这句话在关于那时的回忆录里总会看到。而停下来所谓“抵抗”者如波伏娃,却在为贝当政府服务,她给贝当政府作全国广播工作,并推出了自编的一些文化节目,后来她将自己的工作贬低为索然无味的,但是她忘记了她的节目让维希电台更具有收听价值——对那些不谙世故的听众来说这些劝降一样具有危险性。素法国知识分子总是浪漫者,所以总是半心半意,通敌的半心半意,留下来抵抗的也半心半意,流亡到美国的也半心半心,这种半专半意反而给他们带来了一种非“真理在我手、正义在我手”的清醒与理智。

于流亡者而言,从此以后他们便成了永远的异乡人。在美国的法国知识分子一直被美国政府看着外来人,他们很难获得一个工作的机会,要花很大努力才能在大学或研究机构谋得一席之地,后来成立“自由高等学院”,收容了一大批法国的教授们。但在这块“飞地”中法国知识分子并不是很舒服,总有种种的政治斗争与对未来的争议。但法国知识发了将这块“飞地”看作一种对德国的抵抗:保存了法国的学术生命。后来美国成立战略服务局和战争信息局,在纽约的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都投入这两个部门去服务,尤其是战争信息局成立的“美国之音”等到了法国知识分子们的大力支持与服务。成立自由高等学院和参与战争服务、建立出版社、发行杂志等,都可以看作是法国流亡知识分子大美国的“远距离抵抗”。

但于法国本土看来这种“远距离抵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等到法国解放,这些流亡者回到法国,却发现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又成了“新的流亡者”。艾曼纽·卢瓦耶在《流亡的巴黎》一书中写道:“安德烈·莫洛亚和儒勒·罗曼两人回到法国后便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事实上他们两人加入法兰西学院的仪式,让人觉得更像是一场豪华葬礼……与他们两人相比,超现实主义者们来自全然不同的文化圈,然而他们回到巴黎之后,同样无法找到曾经属于自己的位置。”二战之后的法国是萨特与波伏娃的王国,再也容不下战前巴黎左岸若岸的那些旧人了,战后也是共们主义高涨的时期,“共产主义与存在主义这两种主要思潮通过‘行动’理念结合在了一起。”卢瓦耶说。此后战前的知识分子们在法国成了异乡人,他们的影响无法超过萨特,只有美国继续了他们的影响:艺术的前瞻性、学术的规范化、思想的前卫性……美国是受益者,他们是夹在旧大陆与新大陆之前的不断融化的“奶酪”。

从社会地位与社会影响力上而言,流亡的知识分子处在不断的丧失之中,但从学术生命而言,这种流亡却是一种最好的保存。知识分子的任务不是扛枪打仗,也不是当政治幕僚,而是保持学术与思想的血脉,在这种本质之下,他们的流亡正是一种抵抗。而退一步来说,爱国并不一定是要知识分子与侵略者作斗争,他们选择远走而不为敌人服务,也是一种爱国。爱国绝不仅仅是为政府与国家服务,甚至为政府与国家服务者多数不是爱国者,而是利益选择者或民族主义者。

七十年前的法国知识分子不需要我现在再为他们一辩,其实我辩的也不是这个问题,你懂的!

 

 

 

 

 2010/06/10,阴,东山

书名:《流亡的巴黎》,[法]艾曼纽·卢瓦耶/著,张文敬/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2009年5月第1次印刷,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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