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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初晴闲翻书

独立读书札记,非媒体稿

 
 
 

日志

 
 
关于我

梦亦非

1975年生,布依族,贵州独山县翁台乡甲乙村人,写诗、评论、小说、专栏等。 出版物: 《吸血鬼》(大象出版社) 《魔书:魂飞魄散》(河南文艺) 《珠宝的前世今生》(重庆出版社) 《我为首饰狂》(中国轻工) 《孔子博客》(陕西人民) 《动物改变世界》(长江文艺) 《植物改变世界》(同上) 《孔子日记》(现代出版社) 《爱在西元前——有关动物的98个片断》(友谊) 《孔子的部落格》(台湾大旗) 《世界顶级服装设计师TOP20》(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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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镜像中的顾彬  

2010-02-28 21:39: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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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杂志所约稿)

 

 

 

“被明星”

 

2006年11月顾彬在接受德国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对中国当代文学谈了他的一些看法,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中国的《重庆晨报》断章取义发表了题为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报道从此,顾彬从一个沉默的学者“被明星”为一个媒体宠儿。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1945年12月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现为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主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及现代文学和思想史的研究。

从顾彬的“学术编年”,可以看出他是个严肃的汉学家。

    1966年,顾彬入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1968转入维也纳大学改学中文及日本学,1969年至1973年在波恩大学专攻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获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论杜牧的抒情诗》。关于为何他对中国文学感兴趣,他说:“我开始关注中国是由于我曾经遇到的一位年轻有为的德国诗人,他痴迷于唐诗的研究,他也曾向我介绍过一些英语翻译的唐诗和中文原文。我从66年至68年,在德国明斯特大学就读于神学专业。对此专业我从来都不是很感兴趣。听课时,我总是陷入类似人的一生到底应该做些什么这类问题的沉思中。当我开始学习中国古典文学时,我发现了的含义,那正是中国文学思想核心。 

    1974年至1975年,顾彬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进修汉语。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中国的环境确实不好,但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好老师,还是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最大的收获,除了对中国社会有了较为真切的认识之外,就是认识了‘鲁迅’和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 1977年至1985年间顾彬任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学系讲师,教授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及艺术。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汉学教授资格,其教授资格论文题目为《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中译本199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定为《中国文人的自然观》,

  1985年起,顾彬任教于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顾彬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专著、译著和编著达50多部,如《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演变》、《中国古典诗歌史》《红楼梦研究》、 《中国诗歌史——从皇朝的开始到结束》、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合编、主编或翻译的著作和文学作品有:茅盾的《子夜》、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20世纪九十年代起,顾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方面成就惊人,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北岛《太阳城札记》(慕尼黑.Hanser.1991)杨炼《面具和鳄鱼》(柏林.Aufbau. 1994)杨炼《大海停止之处》(斯图加特.Edition Solitude. 1996)《鲁迅选集》六卷本(苏黎世.Union.1994)张枣《春秋来信》(艾辛根,Heiderhoff Verlag, 1999)梁秉均《政治的蔬菜》(柏林.DAAD. 2000)、北岛《战后》(慕尼黑.Hanser. 2001)翟永明《咖啡馆之歌》(波恩.Weidle Verlag. 2004)。而他自己的文学作品包括诗集:《新离骚》(波恩.2000)、《愚人塔》(波恩.2002)和《影舞者》(波恩.2004);散文集:《黑色的故事》(维也纳.2005)。

但在极不严肃的今天的中国,人一旦严肃,反而成了最大的不严肃,所以作为学者的顾彬成了“明星”,就如那些媒体上的“明星”一不小心就了“学者”一样——这就是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

 

顾彬的“真心话大冒险”

 

中国人的言说方式很有意思,并不直接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是“迂回”地表述,法国人于连曾为此写过一本《迂回的艺术》。直接地讲真话,在中国人看来是很危险的事,所以中国人才会热衷于一个语言游戏:真心话大冒险,并将顾彬严肃的批评当作“真心话大冒险”。

    除了“垃圾说”之外,媒体还逗着顾彬一次次地讲出了对中国文学的看法,然后将这些看法娱乐化但在这些被断章取义的话语中,我们仍然看得出顾彬的学术良知。

顾彬曾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是他主编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的一卷,这套文学史中,还有《中国诗歌史——从起始到皇朝的终结》和《中国传统戏曲》两部以及《中国古典散文——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散文、游记、笔记和书信》中将近半卷的书稿,由顾彬执笔。这部文学史可能是引起关注最多的文学史,媒体质疑“现代和当代部分在比例和水平上不平衡。有些重要的作家、诗人如铁凝、贾平凹、陈忠实、于坚、海子等,或直接不提,或一笔带过,或仅出现在注释中”。他的解释是,“我的文学史不是一部辞典(缺少红线和中心),肯定会缺少一批人的名字。”而“辞典”一直是中国人理解文学史的形式,正因为这种理解方式,让中国作家将文学史当成了“待分的赃物”。

顾彬眼里,中国翻译观是错误的,他认为“鲁迅的翻译观念是错误的——从今天来看是这样。我碰到杨炼的时候,杨炼对我说,我翻译完他的诗歌之后,应该仍然是诗。在德国,我们要求,中国作品被翻译之后,应该是德国作品。但在中国没有办法,中国当代的翻译家恐怕都不是什么作家。

对中国当代散文顾彬唯一看了的是北岛,“我对中国的散文更失望。唯一好的散文是北岛写的,……我的标准都是1949年之前的作家,看当代的作家谁能和他们比。

    顾彬对中国文学的不满主要是集中在小说与小说家上,他说,“莫言的《生死疲劳》在43天之内就写成了,德文版有900多页。而一个德国的严肃作家,一天一般才写一页。柏林一个很重要的作家有一次告诉我,他一年只能写100页。我自己刚刚在奥地利出版的第三本小说,不超过100页,我写了三年,因为我老在修改。但中国作家不会这样,他们拼命写,写完就马上发表。中国作家的小说写得像剧本,并致力于写剧本,这也让顾彬不满,“我希望作家能够早上五点半起床,先写他自己的作品。……但我对阿城非常失望,除了剧本,他什么都不写了,这是作家么?根本不是。他把文学卖出去了,文学应该是和作家本人的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面对唯市场是图的中国小说家,顾彬也不能理解他们明明过着精英的生活,却不愿承认自己是精英,还要伪装成老百姓进行所谓的“底层写作”,“把文学当成过好日子的手段或者游戏,而不是去表达自己真正的内心和生活,这是很有问题的。”所以被问及对国内当红网络作家安妮宝贝的看法,顾彬,“我不喜欢她的小说。有市场的东西,我都不喜欢。在德国,我从来不看畅销书,畅销书肯定不是好的。”

对中国作家,爱之愈切责之愈深的顾彬甚至开出了一张处方:学好外语;尊重传统;学好中文;不要急于把作品拿出来发表,就让它在抽屉里锁上20年;不要亲近市场;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高,“你问100个中国作家,谁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总会说,我!而你问100个德国作家,他们的答案总会是别人!”

每次顾彬出版某本书或来到中国,总是要被嬉皮笑脸的中国媒体恶搞一番,但对此也颇为不满:“其实我是随便回答的,现在还有记者请我谈当时提的一些问题,有些采访歪曲了我的观点。比如说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其实我只是说有些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我不可能否定中国1949年以后的整个文学。”对有媒体不实报道他的私生活也哭笑不得,“有些报道弄得我的好友、妻子都对我有看法,像我根本没时间养猫养狗,有的媒体就能编故事,其实说的跟我没什么关系。”

 

围剿顾彬

 

顾彬认为他对中国文学的批判算是非常友好的德国翻译、研究中国当代小说的人特别少,才三四个。他们什么也不翻译,什么都不写,比我对中国当代文学更有看法。但是,中国的记者不问他们而老是问我,这就给中国读者造成一个错觉——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很可怕。但是你若是问其他的德国汉学家,他们的评论才是真的可怕。相比他们,我还是友好的。

虽然顾彬的言论在习惯直接表达的西方人眼里是“友好的”,但还是在中国的文坛与媒体激起了一片愤慨之声。

在他受聘到南京某大学的会议上,在座的中国文人们均认为,顾彬的观点过于偏激、以偏概全。“中国当代文人下海只是个别现象,不能代表中国文坛的全貌”,“中国也有许多清新作品,有许多专注于创作的作家”。“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有自己的独特背景和特点”,“文学评论的标准不是唯一的”,“用欧洲精英主义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是否合适?”作家苏童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家还是有发展母语的野心的,如贾平凹、王安忆等都对母语的使用和发展做出了执著的探索”。作家黄蓓佳认为,“孙犁作品中那种水濛濛的东西,外国汉学家可能是无法理解的”。

“国情论”被移植进了文学中,成为反对顾彬的一支银样蜡枪头。反对顾彬的主要由两种人构成,一种是研究文学的学者,另一种是作家。

在学者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认为,“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是哗众取宠,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不是一个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研究分析之后作出的学术判断,而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凭感觉所说出来的话。因此,中国作家也没有必要太在意。”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柠认为,“就像我们对德国文学的了解一样,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了解也不过是皮毛。一个作家要解决的是本民族的问题,如果能传递给其他国家当然更好,如果传递不了,那也不是惟一的标准,李白懂外语吗?”他甚至还表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好坏不出在作家身上,对于另外的原因,他根本不了解。“顾彬只是一个中国文学的旅游者,而学术旅游不能解决任何学术问题。”

    南京大学的“明星级”评论家王彬彬认为,“如果说,顾彬这样的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说了一些不靠谱的话,不着边际的话,那太正常了。”

在创作界,从诗人到作家也有许多人被顾彬深深地刺痛。

著名诗人王久辛说:“我不认为顾彬先生看到的中国文学,就能代表中国作家诗人的水平,凭什么说:中国文学热已经过去了?在我看来,尽管中国文学没有在世界走红。但我相信,走红的不一定是经典,而经典或许还要经过漫长的时间的检验。谁敢或谁能这么武断地说话呢?我看除了顾彬的一孔之见外,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是持乐观态度的。

    莫言特意写了篇博客谈顾彬,“顾彬教授当然不是呼雷豹,当代中国作家当然也不是那些看到呼雷豹喷烟、听到呼雷豹吼叫就屁滚尿流的马。

 

站在顾彬那一边

 

作为一个文学评论者兼一个写作者,如果要选择立场,我会选择站在顾彬那一边。

顾彬被“围巢”,只说明他直抵本质地看清了中国文学并刺痛了中国的文人。作为一个“老外”,胆敢对中国文学说三道四,就如一个客人进了主人家里之对主人的房子指指点点,肯定会惹主人不高兴,同样,顾彬的直率会惹恼中国的评论家,中国的评论家们感觉自己的领域受到了侵犯,这些评论家们积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文学(研究者远远多于创作者),正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杀出一西洋生力军站在自己的饭碗旁,他们不急怒才奇怪。并且,中国评论家们多如过江之鲫,却没有谁像顾彬那样得到媒体的“宠爱”,没有谁比顾彬更“红得发紫”,必然会引来喜欢“相轻”的中国评论家们的眼红,眼红之下,“围剿”势所必然。

更深层的原因是:顾彬说出了中国文学的真相,而中国的评论家们因为一直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是“御用文人”、“红包评论家”,既没看清中国文学的“眼力”,更没有勇气说出中国文学腐烂入骨的真相,并且,他们还得靠吹捧这一堆“腐肉”维持生计。作稻粱谋,他们必然要对顾彬恨之入骨,必然要一次次地为中国文学唱赞歌式的辩解,必然要一再围剿顾彬。

而在作家之中,中国的作家每一个都会认为下一届诺贝尔奖的得主就是自己,如果下一届得不到,只能是诺贝尔奖的评委会有眼无珠,或这个奖出于西方偏见而忽略了自己。在这种“中国自大”的心态之下,中国作家哪里听得半句真话,哪里有勇气承受顾彬的批评。中国作家需要的不是真的评论家,他们需要的是“吹捧家”。他们的需要是中国评论家成为“文学吹捧家”的重要原因。顾彬的真话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剥掉了他们的“皇帝的新衣”,他们岂有不恼羞成怒之理。

中国的媒体或文人对顾彬的围剿,经常是集中火力于顾彬不是中国人这一点上,认为顾彬“辱华”。明白人应该看出,所谓“辱华”,只不过是非常愚蠢地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移到了文学的领域,并且是非常狂热的爱国主义与非常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学无国界,真理无国界,谁都知道这一点。

如果在文学上也可以“辱华”,那么,顾彬的“辱华”辱得远远不够,像顾彬这样“辱华”的批评家仍然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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