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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初晴闲翻书

独立读书札记,非媒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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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梦亦非

1975年生,布依族,贵州独山县翁台乡甲乙村人,写诗、评论、小说、专栏等。 出版物: 《吸血鬼》(大象出版社) 《魔书:魂飞魄散》(河南文艺) 《珠宝的前世今生》(重庆出版社) 《我为首饰狂》(中国轻工) 《孔子博客》(陕西人民) 《动物改变世界》(长江文艺) 《植物改变世界》(同上) 《孔子日记》(现代出版社) 《爱在西元前——有关动物的98个片断》(友谊) 《孔子的部落格》(台湾大旗) 《世界顶级服装设计师TOP20》(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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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心未必仁术  

2009-10-20 12:06: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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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是一本书评,是马克·里拉所写的一本关于知识分子著作的书评,曾发表在《纽约书评》、《泰晤士文学增刊》上,结集之后引起关注。此书“意欲调查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那就是哲学与政治权力——尤其是为暴政而所滥用的政治权力——的行使之间的关系”。

此书所写的知识分子都作了些什么呢?

马丁·海德格尔,从1931年起就公开表态支持德国纳粹,1933年4月份当了纳粹控制下的弗莱堡大学的校长,次月正式加入纳粹党。他喜欢在讲座结束之际,高呼“希特勒万岁”。他也曾与包括自己导师爱德蒙·胡塞尔在内的所有犹太同事断绝关系,告发过自己的同事、未来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赫尔曼·斯托。要理解为何海德格尔会如此助纣为虐,那得去他的哲学世界中寻找原因。按里拉所言,“海德格尔在纳粹主义之中看到了一个崭新的、更好的世界的诞生。”“民族复兴,这正是该著作出版数年后,海德格尔对国家社会主义寄予的希望。”而海德格尔的好友雅斯贝尔斯则认为,“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在本质是上反自由的、独裁的、是不可交流的。”

卡尔·施米特,现在又红起来的一个德国政治理论家。1933年身为科隆大学教授时,了申请加入纳粹党,而此前他一直是反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和法学学者,成为纳税政权忠实的官方辩护士,为希特勒的行为提供法学上的支持。他甚至声称,希特勒的行为“自身就是最高的正义”。施米特所敌对是自由主义,他的理论被称为“决断主义”,因为他认为政治中最重要的就是敌意,以敌意来区分敌友,不断发动战争。如他所愿,他成了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又影响了“左翼施米特主义”的形成。

本雅明,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与政治无涉的人物,理论家,不幸的自杀者,在里拉笔下,他却因为要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领取资助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陷入了马克思主义中。其实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有一类思想者,只有结合了传统的宗教特质才可能被领悟,本雅明便是此类思想者的现代化身对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而言,张力事实上不存在于是神界与世俗之间,而仅仅存在于幻想和启蒙之间”。本雅明,便是思想者中偏向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亚历山大·科耶夫,俄中人,20世界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家之一,一个隐遁的哲学家、一个政府高官,在大学里讲授过黑格尔(关于黑格尔的批判,可参见以赛亚·伯林的著作)。科耶夫在二战后的思想是将欧洲统一为一个他所谓的“拉丁帝国”,而法国作这它的首善之区。后来欧盟的出现,就源于他的思想。危险的是,科耶夫的理论中有将暴政与哲学统一起的倾向;“幸运的是,科耶夫从来没有占据过可以让他在这方面施展胆识的官职。”而他的意义在于,“他的个案却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一些人的历史性体验,俄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他们会将某种理念视作神圣的遗物,会套用它所给予的灵感,并比照着去改造社会。”

米歇尔·福柯,“五月风暴”之后,他“放弃了学术上的沉默,代之以宣传员般的反智主义的修辞”。50年代,他是亲斯大林主义者,70年代,他参加了无关阶级左派,1978年伊朗革命,他两次前往,沉醉于革命的“狂欢”和“集体意志”的暴力表达。福柯一直研究权力与话语,研究社会压抑的边缘文化,并且自己亲身去“反抗”。不过,本质上讲他对政治并没有真正的兴趣,所以他可以参与鼓动暴力与革命,但自己却不去承担真正的责任。

德里达,我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后期对政治与社会有一些兴趣,通过解构主义的视角去看政治与社会,带来的效果自由是反自由主义的。

马克·里拉被称为“美国自由主义阵营的一支健笔”,他在后记《叙拉古的诱惑》中,研讨了为何知识分子会亲暴政。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以赛亚·伯林为代表,认为基于一种“理性”,也即是:所有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只有唯一的正解,通过理性可以获致那些答案。在这种唯理性论、历史目的论带来的危险之下,柏林提倡“多元主义”、“多样性”。而以色列历史学家雅各布·塔尔蒙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人类非理论的力量造成了这种局面,只有在宗教话语中,我们才能理解民主理念何以演变成20世纪的血腥暴政。

事实上,思想史中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不能圆满地解释知识分子亲暴政的问题。马克·里拉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他经过苏格拉底的爱与善的理论,回到个人自身。他认为,许多主义都源于对暴政的仇恨,但所有的主义都可能怂恿暴君,让知识分子们对暴君的犯罪视而不见。“20世纪的种种意识形态投合了某些知识分子的自负和不加掩饰的野心,但也阴险地投合了正义感和对专制的仇恨,并灌输给我们,如不加控制的话,它们会将我们完全俘虏。对那些被俘虏的人来说,诉诸节制和怀疑主义会令人觉得怯懦无力,因此这样做的欧洲知识分子——如阿隆——就会招致充满仇恨的攻击。”在马克·里拉这里,知识分子亲暴政的原因是内心的仇恨感,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首要的任务是清除内心,回归平静。

我们总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引申出实际教训:如果哲学家当国王,或者哲学被败坏,或者政治被败坏,更多情况是两者都被败坏,只有选择将两者分离,才不会带来哲学与政治的伤害。这是正确的解决之道。但是,难题在于:去掉了哲学的政治共正义性在哪里?而没有政治和为着为着力点的哲学,仅仅是一种“思维的乐趣”?在职业上应该让哲学家与政治家分开,但在思想上两者却不能截然分开,但这样一来,思想上的勾连必定会引起行动上的苟合。这真是一个难题。

 而在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我一向认为知识分子只应该是一个观察者、清醒的批评者、思想者,而不应该卷入政治风潮之中,不应该上街游行,不应该站在某一政治立场。只有当自由被威胁时,方起而抗争。可克·里拉在论海德格尔时说:“海德格尔的问题正是一切伟大哲学家所面临的问题,一分不多,一分也不少。必须培育和保护他们的思想不受世俗的干扰,但也必须让他们远离世俗的政治事务,这种事务是其他人(公民、政治家、行动者)的事。”我深以为然。

知识分子亲暴政,除了内心的仇恨之外,更多源于他们对人类的终极的爱,这种爱让他们试图在地上建立一个理想国,或者通过文字的方式,或者通过政治的方式,要建立理想国,必然要借助于政治,暴力政治可以让他感觉到英雄主义的痛快,完美主义的过瘾。这种爱的本意是善,但终极的善会带来更大的恶:为达于目的而不择手段,手段背离了目的。事实上世界不可能是完美的,因为人性不完美,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变成了最大的恶。

仁心未必仁术!

 

 

2009/10/20,晴

书名:《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美]马克·里拉/著,邓晓菁 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1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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