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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初晴闲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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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亦非

1975年生,布依族,贵州独山县翁台乡甲乙村人,写诗、评论、小说、专栏等。 出版物: 《吸血鬼》(大象出版社) 《魔书:魂飞魄散》(河南文艺) 《珠宝的前世今生》(重庆出版社) 《我为首饰狂》(中国轻工) 《孔子博客》(陕西人民) 《动物改变世界》(长江文艺) 《植物改变世界》(同上) 《孔子日记》(现代出版社) 《爱在西元前——有关动物的98个片断》(友谊) 《孔子的部落格》(台湾大旗) 《世界顶级服装设计师TOP20》(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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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研究中的焦虑:历史叙事·传统·文化流失  

2008-10-08 11:15: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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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研究中的焦虑:历史叙事·传统·文化流失 - 梦亦非 - 小雪初晴楼

 

 

 

 

民族研究中的焦虑:历史叙事·传统·文化流失

——评《连南排瑶》

 

 

 

在我们的民族学研究中,对小民族诸如瑶族的研究远远不够,对小民族支系的研究许多都付阙如,在这种抓大遗小的研究格局中,刘满衡与李春益编著的《连南排瑶》一书,从研究瑶族中的广东连南县排瑶支系的角度,改变了这种空缺的局面,并提供了一种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局部研究的方式。

连南排瑶,指的是居住在广东连南县的“排瑶”,它是瑶族中一个重中的支系,排瑶是什么意思呢?“排”指的是村寨,排瑶指的是定居的瑶人,所以,“排瑶逐渐成为专有名词,用以专指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人们共同体”(《练铭志《粤北连南瑶族源说》),区别于刀耕火种食尽一山过一山的“过山瑶”。连南的排瑶有“八排二十四冲”,人口在七万人左右。对这个瑶族支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不够重视,在时间的尘埃飞扬与经济大潮的卷起千堆雪之后,这个支系的面目慢慢显得模糊甚至可疑起来。

研究一个社群,它的起源与历史是重中之重,这是还原它本来面目的必经途径,所以在《连南排瑶》一书中,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以数篇论文的方式,试图勾画出一个排瑶的形成与发展至今的轮廊。王明生与王施力在《瑶族的起源和早期历史分布》这篇长文中,提出,“瑶族的起源可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和三种发展模式。”哪三个发展阶段呢?第一段阶为远古时期的尤人和九黎、三苗,第二阶段为先秦时期的荆蛮,第三阶段为秦汉时期的盘瓠蛮。第一种发展模式为原生型,对应于第一阶段;第二种发展模式为次生型,对应于第二阶段;第三种发展模式为续生型,对应于第三阶段。在起源上,认为瑶人在原始社会是那些以狗为图腾的部族,因为“瑶”为“尤”,尤就是狗的意思。“故瑶族先民在历史上有‘攸、繇、摇、由、莫徭、徭’等称谓”。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被作者解释为“蚩”是指苗族先民,“尤”是指瑶族先民。这是瑶族之“源”,而“流”呢?在九黎部落战败分散之后,南方出现了“三苗”,瑶人就在这三苗之中,三苗战败之后,溃散为居住在江汉流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的众多部落“荆蛮”,瑶人成为荆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再到盘瓠蛮时期,这时瑶族的形象开始鲜明起来了,以前没有出现的神话传说在野史中开始塑造瑶族形象,诸如《山海经》、《搜神记》等。此后,瑶人自称莫徭、徭,最后变为现在的瑶。

这种依靠中国古代典籍,尤其是依重汉语典籍进行追溯某个民族的起源、发展的研究方式,是否可靠呢?让我们隐隐不安的是,研究者所引用的那些典籍,是否已经过版本学的认定?是否经过校勘?当常见的被典籍随手引用于一个民族的起源上时,它们的真实度让人颇不放心。其次,瑶族的起源被追溯到九黎、三苗、荆蛮时,并且在其中明确地指认出那些字训为瑶时,如果仅从一个民族的角度来看,也许可信,但如果我们比较别的少数民族的起源研究,就颇为棘手。人类学一个研究的方式就是跨文化作对比,我们可以从五十六个民族中的水族的角度来对比。瑶族与水族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从语言上说,水族是壮侗语系水语支,而瑶语是苗瑶语系瑶语支,应该说两者在族源的起源上颇不相似才对,但是,水族在追溯它的起源时,同样追溯到九黎部落、三苗、荆蛮,同样认为是那场蚩尤与黄帝之战让它从中原往南迁撤。在南迁路线上,与瑶族苗族大同小异。从语言上而言,水族与苗族在村寨的名字上也会带有大量的“排”。事实上,绝大部分南方民族在叙述自己的源流时,都会将前尘往事追溯到九黎战败三苗南撤……有趣的现象出现了,所有目前截然不同的民族,在描述自己的来源时,碰到了同一场战争,同一个战败者形象,九黎三苗,不仅仅是某个民族的“母体”,更是所有南方少数民族的“母体”,这种追溯让人哭笑不得,本来试图让自己的历史清晰起来,结果,在叙述中让自己更模糊了。

这当然不是研究者的错误,这是历史学的错误,按西方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所有的历史都是今天,而所有的今天都是历史,并没有一个“历史的真相”让你去发现,那些所谓的“真相”,只是不同的历史叙述方式带来的想象的结果。无数的正史、野史、笔记,也就是说历史上交相盘诘、互文、互否的记载,早就形成一个迷宫,让后来的追溯者在迷宫中只能选择一条自认为有理的路,但这种路不过只是无数道路中的一条,你选择不同的文字碎片进行组合,便得到一条路径,但这条路径通向真相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微小了。所以,所有的历史叙事仅仅是一种“文本”,它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没有任何真相可言。当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溯源都碰到九黎部落的时候,我们有一点可以相信,所有民族史的叙述,也只是一件又一件可能性的“文本”,都会碰到一个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神话”上,于是,所有的民族史追述都成了一次语言的狂欢。

但我们应该追问,这种狂欢的意义何在?这种叙述的狂欢拆解了真/假,源/流之间的明确界限,揭去了历史叙事的“巨型寓言”的伪装,将历史的书写回复到文本的自明性、回复到写作者自己的立场与美学选择上,从而形成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历史,一种意义在于研究本身的乐趣、在于写作本身的想象上的历史,于是我们的历史才不是铁板一块或只有一种可能性的历史(事实上这种历史是不存在的,官方钦定的历史也只是众种写作中的一种幻觉)。在这种角度之下,对民族史的研究与写作获得了鲜活的力量、也增大了民族起源的可能性。也正是在新历史主义这种视角之下,我们允许一部著作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存在,甚至这种互否的、盘诘的文本对照成为必要,正是这种张力让著作获得了无限的开放性与可能性。

练铭志在《粤北连南瑶族族源说》一文中,提供了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资料,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人类学家H·H·切博克萨罗夫的研究表明,“瑶族居民的体质特征是:身体明显矮小,头长绝对值大,颧骨较突出,蒙古褶微显,鼻梁平直,鼻指数不高,等等,这些特征既区别于邻近的汉族居民,也不同于海南岛的黎族和苗族,而是多少带有东亚种人的某些特征……广东瑶族的种族成分基本上是属于蒙古人中的南亚类型,同时也具有东亚人种的某些成分,实际上他们应是蒙古人种南亚种人和东亚种人的中间类型”。这种指证放在历史叙述中,就显得非常有趣了,如果说瑶人不是南方百越民族的后裔,为何又具有壮侗族系的成分?如果说是百越民族的后裔,在族源上的追寻为何又直指九黎三苗?很明显,体质人类学在此与文化人类学形成了张力,让瑶族在起源问题上陷入了一个悖谬式的迷宫中,让文化人类学的历史叙事真的成了“巨型寓言”。

这种试图“重构历史”的努力与努力中碰到的麻烦,标示出我们在“生出自己的祖先”时的“焦虑症候”,重构历史的本质是生出自己的祖先,尤其是在中国而言,在民族学在中国普及之后而言。在民族学成为一门学问之前,在中国的经济能力允许这种“无用”的研究之前,我们并不焦虑,安守着族谱上的历史缓慢前进,相信那些族谱上的世系图表。但是,二十世纪的发展一再证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富足之后,“寻根”的焦虑就会出现,出于对“真相”的执著,这种寻根就不再是一个家族或一个宗族自己的历史叙述了,它会借助于民族学、人类学,以这些学科为工具,试图“生出自己的祖先”,也就是重构自己的传统与历史。但重构的结果往往会出现矛盾:民族学会从大历史的角度、从比较的角度,否定了大部分族谱中的叙事,而族谱则被民族学的这种“逼近真相”所不满,居民们更愿意相信白纸黑字写在那里的传统,更愿意从民族史诗中去寻找传统,而不愿意接受民族学所谓的“真相”。谢剑在《连南排瑶部族历史》一文中提供的资料表明,排瑶中的廖姓认为自己的先祖在十二世纪时,“从湖南省政府服务辞职,并带同八个男遥抬轿返回,他来到河村定居。对作个瑶仆中的每一人,他都给予一片土地,以免他们懒惰。这上结瑶仆发现土地肥沃,因此不时返回湖南带回更多瑶人在连州附近、以及在通向连州长河流下游定居。”但另一个版本则证明,廖姓认为自己祖先来自广西。而民族学的研究认为,瑶人从湖南分两路进入广西与广东。在各个版本的说法中,排瑶不但历史模糊,就连如何进入连南的路线,都成了“猜谜”,使得“生出自己传统”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眺望时间消逝”。

这种“生出自己祖先”的研究努力,虽然最终表现为不同的文本与叙述差别,但有一点却是不变的,那就是恢复传统的重要性。一个民族总是活在传统中的民族,而于一个民族支系而言,传统在当下显得更为重要:当汉语文化以教育的方式急剧地包围并替代排瑶文化时,当排瑶文化大面积地“水土流失”时,当青壮年走出瑶区打工并且不再返回瑶区、地方政府为教育制度与福利考虑将瑶人迁到汉文化的平地时,焦虑的不仅仅是排瑶本身,也是民族学的研究者们,因为这意味着排瑶的传统正在快速地丧失。一个民族的存在不但取决于别的民族与自己的区别,更取决于本民族传统是否继续存在与强大。在这种传统流丧的焦虑中,寻根更显得必要,生出自己的祖先更显得急迫。

传统存在于何处?内在地,存在于民族的心理结构中,外在地,存在于对民族历史清晰的认识与认同中,就日常生活而言,存在于物质文化仪式中。所以《连南排瑶》一书用了大量的篇幅研究排瑶日常文化——瑶老制度(李筱文《连南排瑶瑶老制度》)、宗教信仰(马建钊《连南排瑶的宗教信仰》)、耍歌堂(许文清《“耍歌堂”与连南排瑶文化》)、歌舞(李春益《古朴醇香的排瑶歌舞》)、婚俗(李春益《多彩醉人的排瑶婚俗》)、服饰(刘满衡《瑶族服饰与民族文化传承》),等等。人类学上有一个观点: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区会回过头去重拾自己的民俗。在排瑶文化大面积流失的同时,旅游的发展却在力促它的回归与保存,正因为旅游的需要,排瑶中重要的“文化集中地”——耍歌堂却保存了下来,它是祭祀、歌舞、娱乐、服饰、交往的盛会,也正因为旅游的需要,排瑶的服饰得以从日常的丧失中以商品的方式保存下来。所以,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处于谁支配谁的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博弈状态。无论排瑶重构历史如何,无论呼唤传统的结局如何,最重要的是保持现在的文化生态,没有排瑶日常的文化生态,就难以让历史叙事找到坚实的落脚点,刘满衡在本书序言中描述了排瑶文化的流失:“多数瑶族地区的民族文化形象已经模糊,瑶族语言在消退,年轻人对自己民族服饰已失去兴趣,山寨的歌声已经稀疏,大量的年轻人进城打工,一些山乡村寨的民俗也开始淡出社会生活。”所以继而他指出:“一个民族的语言、服饰、民居、习俗既是民族文化的形象特征,也是民族文化的形态和载体……保持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应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

从这种多元文化的角度来说,《连南排瑶》一书将排瑶文化提到了追问的高度,逼视着我们日趋枯竭的文化局面,并从族源、文化、物质遗产等全方面地介绍与研究了排瑶,对排瑶的研究与重视,正意味着一个民族的重塑与对传统的重新认识。而本书表现出来的“在场性”、“对话性”,让它也获得了发展的动力与更多的开放性,而开放性,正是民族学研究的一个必然趋势。

 

《连南排瑶》,刘满衡 李春益/编著,海天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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