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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初晴闲翻书

独立读书札记,非媒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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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梦亦非

1975年生,布依族,贵州独山县翁台乡甲乙村人,写诗、评论、小说、专栏等。 出版物: 《吸血鬼》(大象出版社) 《魔书:魂飞魄散》(河南文艺) 《珠宝的前世今生》(重庆出版社) 《我为首饰狂》(中国轻工) 《孔子博客》(陕西人民) 《动物改变世界》(长江文艺) 《植物改变世界》(同上) 《孔子日记》(现代出版社) 《爱在西元前——有关动物的98个片断》(友谊) 《孔子的部落格》(台湾大旗) 《世界顶级服装设计师TOP20》(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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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国新左派的“政治脱嵌”  

2007-10-05 22:04:1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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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05,晴
书名:《知识分子的鸦片》,(法)雷蒙·阿隆/著,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会2005年7月第一版,2006年6月第二次印刷,20.50元

 

《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国新左派的“政治脱嵌” - 梦亦非 - 小雪初晴楼

 


中国新左派的“政治脱嵌”


   20世纪公认的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有一个很好的术语“脱嵌”,指的是原来“嵌入”社会的企业为了赢得最大的利益,从社会责任与义务中“脱嵌”出来,只要好处而不管社会责任。但我在这里使用这个词,所表达的似乎是它的反义:中国的新左派从政治中“脱嵌”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好处,而是一种被动的政治抛弃。中国的新左派十余年来一直在与自由义义的论争中略占优势,但这种优势如今正在被削弱,其象征性事件就是2007年7月份的“《读书》换帅”。《读书》是新左派的主要阵地,它的主编汪晖是中国新左派的“带头大哥”,虽然十多年来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被社会不屑地称为“茶杯里的风波”,但这次在中国思想界的“天鹅绒革命”,却被认为意味着新左派被打压,并有人将之形容为“20余年右翼在政治上实力成长的一次收割”。
   对中国思想界稍有认识的人都会知道,新左派正在被“政治脱嵌”是既成事实,但为何新左派会在“茶杯里的风波”中被“茶杯”带球出局?一直占据着“道德优势”的新左派一向对时政开出了技术性的批判良方,并且“指出”了中国未来的理想走向,在媒体与网络中颇得下层人气,但却未曾想到在今年夏天里大本营遇到换帅,一时手足无措,申冤者有之,义愤者有之,骂街者有之,新左派的反应颇有被休的泼妇骂街的“风范”。
   其实,一切皆有原由。
   一个趋向自由化的国家,不会需要新左派去充当急先锋。中国现在的政体走向,虽然在政府言论上并未有口头上的松动,但市场经济的推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与体制改革,已毫不含糊意味着这个国家正从以前的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从左倾变为自由化,甚至在中高层发言中,都提出了要防止“左倾”,在这种情况下,新左派自由失去了它向为“急先锋”的历史作用。早在半个世纪前,法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在其《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的认为,“左派”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神话”罢了,“不管怎么说,社会改良的愿望与对一小撮统治者的反抗之间的巧合,造成了左派神话的产生和发展的情境。”阿隆如是说。中国九十年代的社会改良风向,让新左派得以产生与获得一定的话语权,在与自由主义的论战中获得发展,并且,在特殊的语境中自觉自愿地成为政党的急先锋,比如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美国的态度上。但是,如今的中国已发生某种意味深长的转型,偏“右”,所以,新左派已不再成为政治的有力武器,而这种武器已成为自己发展的阻碍,所以,新左派的出局势所必然。
   阿隆说:“教士和文人从不拒绝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依据,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权却需要那些擅长演讲的艺术的专家。理论家和宣传者由此相互结合:党的总书记在指引革命的同时,还要制定学说。”阿隆的这段话讽刺的是五十年代的苏联,事实上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左派”同样吃香。但今天已经不同,作为正在向一流大国迈进的中国,它已不再需要左派为政权合法性提供依据,因为它的合法性是不言自明的,就连半世纪前对苏联恶感无限的阿隆,在谈到中国时颇有好感,在很少批评美国的情况下,提到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的的问题时,认出“那是美国犯下的几乎唯一错误”。在共产主义政权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大于合作时,左派是有用的,它们提供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就如同阿隆所指出的:“左派以反资本主义者自居,并把生产工具的公有化、对称为托拉斯的经济的集中以及对市场机制的不信任等等,拼凑成一个混乱不清的综合物。在单行道上向左靠,即意味着向国有化和收入均等的方向努力。”但是,目前共产主义政权与资本主义的合作远大于矛盾,事实上两种“主义”的界限已变得颇为模糊,体制的区别不再是政府的“第一意识”,新左派却仍然努力攻击资本主义,自然不会得到政治的继续垂青。这就涉及到了新左派出局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当政治主体的合法性不用再证明的时候,左派就失去了它的根本性帮闲作用。其实针对这一点,一向被看作是自由主义派的中山大学教授任剑涛在其《解读“新左派”》一文中如是批评新左派:“资本主义越来越不济,是他们凸显社会主义正当性的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的长程合理性,他们却不愿意予以考虑,以致于他们对社会主义式普遍民主的热切期望,对资本主义式的精英控制、民主缺席的深切痛恨,遮蔽了他们在两种体系之间适当权衡的眼光。”
   作为上世界著名的右翼学者,雷蒙·阿隆自然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来批判当时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当时,受苏联的影响,法国许多左翼知识分子热情地歌颂共产主义极权,而对自由化的欧洲持着批判态度,连大哲学家萨特、梅洛—庞蒂也不例外。《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正是对萨特等人的驳斥,在阿隆眼中,左派、大革命、无产阶级、历史决定论、民族主主义、马克思主义正是当时左派知识分子的“神话”。因为这本书,在当时的法国阿隆成为左派的主要敌手之一。自然,他的立场是自由主义立场。
   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眼中,私有化是神圣而第一要义的。但左派并不这样认为,在左派以及现在的新左派眼中,平等才是第一要义(从这个意思上讲孔子也是左派,因为他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对托拉斯以及生产资料过度集中在私人手中的现象的揭露,是左派偏爱的主题之一。左派自称代表着人民。”阿隆如是指出,但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左派的各种改革只是导致了特权者之间的力量配置的变动,它们即没有提高穷人或弱者的地位,也没有降低富人或强者的地位。”这也是如果的新左派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只反霸权不反极权。“平等”作为一个社会学理想是件非常好的事,但如果将它落实到生活中,导致的只能是暴力、社会动乱。但新左派显在不会承认这一点,如果把平等从它们的主张中去掉,它们存在的意义就会显得面色苍白。“工人生活水平的低下,地位的不平等,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些都是左翼知识分子揭示的社会生活中的罪恶;他们以提高生活水平、缩小阶级差别与扩大个人和团体的自由来反对这些罪恶。”半世纪前的左派在阿隆眼中就已如此,而事实证明这种“对平等的痴迷症”从来于事无补,如今的新左派所力挺的平等,价值又何在?
   中国已经颁布了《物权法》,这意味着什么?恐怕连新左派也不得不承认,这正意味着从此在中国私有财产的合法化。既然私有私产合法化,那么差别肯定继续存在,并且还会加剧。国有企业的改制走出了私有化的第一大步,让财产从实质上从国有、集体所有转为私有,而《物权法》更是从法律上肯定了这种私有的合法性。一旦私有,更不会“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才是终极意义上的“平等”,它不再是极权时代的那种平均主义,也不再是对创造的压抑。换言之,只有“不平等”的社会才是人道的、有活力的社会,而一个新左派眼中的“平等”的社会,只有是人类的乌托邦——数千年来人类为了乌托邦冲动而流的血还不够多吗?在此,我们涉及到了新左派出局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在财产私有化的国家背景之下,以强调平等为生命力的新左派,已与国家、社会的发展不再是同一个方向。继续保持着马克思主义那“阶级(层)斗争”潜意识的新左派,虽然站在“道德立场”上博得一些人的同情,但毕竟已不再符合国家与社会的潮流。
   阿隆认为,(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步骤首先是技术批判,这种技术批判更多表现在我们上面分析的第一点上;其次是道德批判:“以事物本来应该如何来反对事物的现状。”这种道德立场所建立是在什么上呢?阿隆没有明确指出,但从《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我们自然知道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神话”之上。但阿隆在分析“无产阶级的神话”时即已指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从来就不曾成为过主体,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它甚至是缺失的,而在共产主义国家,它已被偷换概念为执政党。目前中国升于一个经济大幅度上升的阶段,中产取代了无产,在这种情况下,新左派的“道德立场”就显得过于做作。
   那么,新左派站在道德立场上所批判的社会不平等情况一旦出现,他们会不会去“维权”呢,他们行动力如何呢?是因为道德立场而积极行动还是视而不见?答案是后者。学者徐友渔在长文《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中指出“他们虽然一直空谈人民民主、大众参与,但那是一种对应于巴黎公社、苏维埃和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运动’的概念,他们拒斥个人权利和保护私有财产的观念,当农民被剥夺土地,在村委会选举中遭到压制时,当城市里的拆迁户被剥夺时,新左派可能认为受害者是在捍卫个人利益、私人财产,他们不是那种大写的‘人民’;这更有实际的道义勇气方面的原因:新左派的批判和反抗精神从来都是避实就虚、舍近求远,他们可以唾沫四溅地痛骂另一个半球的美帝国主义,而对身旁的不公视而不见、装聋作哑。”而阿隆对当时法国的左翼如是讽刺:“总之,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法国的知识分子更少与实际行动相联系。”不独法国,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
   于是,我们可以推到新左派出局的第四个重要原因:它自身有着不可克服的天然缺陷。诸如对平等的过分痴迷、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极端化……当然,这些缺陷极成了它的主要特点。但被中国民众所以不能接受的,却是“言行不一”,徐友渔批判的在具体事件上的言行不一只是一方面,李劼所批判的新左派的“表里不一”也是另一方面:“就其思潮而言(不是指个人),这些‘新左派’(尤其是其中的激进派)不同于老左派的地方在于,他们并非是封闭锁国的产物,而恰好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他们当中不少人走出过国门,无论是短期的访问,还是长期的求学,有的还在西方大学里谋得了学位和教职。他们不是不知道西方的社会模式和那种模式对于中国社会的借鉴意味,不是不知道西方社会无论怎样商业化也必须承认的和法律加以保障的个人自由价值系统是如何的不可动摇。然而,他们出于某种生存策略,某种很不人文很不精神的动机和需要,一面享受着没有出国的学子们难以享受到的种种惠遇,一面刻意地扮演西方文化的受害者,巧妙地取悦民众当中因袭的一时难以克服的仇视西方心理和仇视美国心理,以此煽动粗俗的民族主义情绪。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在《重建人文精神讨论的更正发言兼论新左派思潮——致〈读书〉杂志公开信》一文中,李劼如是指出。
   而阿隆早就指出过,如果不是法国的自由言论环境,哪里还有左派自由批责现状的机会?同理,如果没有新左派赖以成长的资本主义环境,又何来的新左派?但一向以道德立场为底色的新左派,却没有能过“道德”这一关。对于中国民间视点而言,恐怕正是这一点,让新派左被打压在民众中激起的更多是鼓掌而非同情。
   “那么,究竟谁是真正的左派呢、永恒的左派呢?”阿隆如是问,不过他自己回答了自己的提问,“唯一的左派,总是忠诚于自己的左派,是那些使人想起博爱,即爱,而不是自由或平等的人。”不过,他转而言之:“当怜悯本身只具有惟一的意义的时候,永恒的左派的精神实际上已经死亡。”虽然“历史上的左派的语言或许会在当代会受到喝彩”。
   作为一个充满了爱的右翼(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左翼),1983年阿隆因为心脏病突然发作而去世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得悉这一噩耗时惊叹:“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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