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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初晴闲翻书

独立读书札记,非媒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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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梦亦非

1975年生,布依族,贵州独山县翁台乡甲乙村人,写诗、评论、小说、专栏等。 出版物: 《吸血鬼》(大象出版社) 《魔书:魂飞魄散》(河南文艺) 《珠宝的前世今生》(重庆出版社) 《我为首饰狂》(中国轻工) 《孔子博客》(陕西人民) 《动物改变世界》(长江文艺) 《植物改变世界》(同上) 《孔子日记》(现代出版社) 《爱在西元前——有关动物的98个片断》(友谊) 《孔子的部落格》(台湾大旗) 《世界顶级服装设计师TOP20》(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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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天厚土》——大博弈:时代、环境与地域文化  

2007-09-25 17:02: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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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25,中秋,雨
书名:《苍天厚土》,廖红球/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21.00元

 

《苍天厚土》——大博弈:时代、环境与地域文化 - 梦亦非 - 小雪初晴楼

 

   

   法国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泰纳作为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其学说将孟德斯鸠的地理说、斯达尔夫人的文学与社会关系研究、黑格尔的理念演化和文化人类学的实证研究综合起来,提出了后来影响整个文学评论史的“三元素说”,这“三元素”是什么呢?种族、环境、时代。
   我要谈的不是泰纳,而是廖红球先生的小说《苍天厚土》,这本小说的主要元素强烈地暗合了泰纳所倡导的“三元素”,从这三元素出发,可以很清晰地解晰这本小说。在“种族”方面,小说的主体是“客家人”,客家人从中原地区迁入广东,在千百年后仍然保持着浓郁的族种文化风俗。在“环境”方面,小说的地理环境放在粤东落后僻远的月影村,那里被“分水岭”隔断了与外面的联系,自成一个独特的环境:“七星伴月”的月影村。而在“时代”方面,小说中的时代背景选择了上个世纪刚刚改革开放的80年代。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与建设的大潮席卷了南方大地,就连深藏在粤东深山老林里的月影村也不例外,这个村办起了全公社唯一的自行车轮框厂,但此时经济实体所扎根不是现代化的人文环境,而是封闭了数百年而正在缓慢地往现代文明行进的客家文化环境,于是,在这种时代、环境、文化交错的特定语境中,各种力量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博弈。泰纳在他的“三元素说”中,认为文学根本上被这三种力量所决定,种族是“内部主源”,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是“后天动量”。所以,这三种元素其实是三种力量,不断地进行着博弈,正是它们的博弈才带来了文学的前进与张力。《苍天厚土》非常精彩地刻划了这些力量之间的博弈,从某个意义上说,它的这种博弈让“三元素”从静态的元素变成动感的巨大力量,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而言,这部小说将“三元素说”在文本建构上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在各种博弈的力量中,首先是占主导作用的政治。政治力量以公社书记李耀良为代表人物,这个铁腕书记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里,成为后来的自行车轮框厂厂长李大牯的对头,李大牯走村窜寨修理农机,经常被李耀良抓去办学习班。但是,当极左的时代过去,经济大潮涌来的时候,李耀良却三顾茅庐请李大牯出任集体企业自行厂轮框厂的厂长,从“经济”的对立面转为“第一推动力”。如果没有李耀良的“政治铁腕”,也就不会有轮框厂,不会有李大牯作为经济先进人物的命运,可以说是“政治”塑造了“经济”。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政治作为经济不断延伸的保护与覆盖,应该跟进经济的扩张,但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当轮框厂要到县城另设分厂的时候,李耀良便成了阻碍的力量,他害怕分厂建成后变为总厂而脱离自己的控制,所以极力通过种种方式阻止分厂的扩建。在这里,政治的某种自律性与保守性表现了出来:政治不再是对经济发展的跟进,而是努力将经济控制在自己的力量之内。
   但经济的力量却在反对这种政治保守性,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经济的发展往往会推动政治进行变革,让政治符合自己发展的需要,而不肯乖乖地呆在政治的保护伞之下固步自封。这一点也表现在轮框厂的厂长李大牯身上,他与技术员左千叶感觉到企业在月影村的发展已到了一个有待突破的瓶颈,于是打算将分厂开办到县城去,再慢慢地将分厂变为总厂。这对恋人的顾虑是:在月影村招不到素质良好的人材,并且,在月影村将一直受到李耀良的控制。企业发展的瓶颈首先是表现在人材上,那三百多个洗脚上岸的农民本质上还是小农,无法被纳入现代化必须的有效管理,因此严重拖累了企业的进步。最典型的表现是业务员李活牯,他为企业拉来了订单,但却因为吃回扣而进了一批质量不合格的带钢,让企业陷入了危机。经济对政治的反抗,除了表现在试图脱离李耀良的控制之外,还表现在李大牯因为有着强大的经济背景,敢于与李耀良讨价划价。两人之间的较量因为各自的小打算,更重要的是两人代表的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之间的博弈。
   但这种博弈并不是直接的较量,它借助于宗族(它的本质是地域文化)。公社书记李耀良并不直接阻止在县城建立分厂,他找到李大牯的父亲李高堂,鼓动李高堂在月影村修建传统的“围龙屋”,一旦围龙屋修建起来,李大牯与左千叶就不能到县城去买房,而建房的投入也会削弱分厂建设的经济力量。由此,地域文化也参与进了这种博弈,代表着地域文化的是李高堂与“三叔公”李天祥。李高堂代表着地域文化的家庭观念,他要看见一个家庭的发展与壮大,这种壮大首先表现在对孙子的感情与对围龙屋的念念不忘上。所以当李耀良以三百平方米的建屋面积为作诱惑时,他坚定不移地成了阻止儿子去县城去买房与建厂的力量。而李天祥代表的则是宗族文化,宗族文化是中国数千年来最重要的种族文化组成基因,它一方面凝聚了数千年来的种族力量、保存了传统文化,但另一方面,它也因为这种静止性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月影村是黄李两姓合居的村子,两姓一向在宗族利益之下敌对,轮框厂在招工的时候,因为李天祥的反对,所以只能招李姓工人,让黄姓非常不满。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李天祥保护了李姓的宗族利益。但是,当李天祥的孙子李活牯被开除,孙媳妇因为在婚礼上被李大牯的前妻月秀所撞而上吊时,宗族文化滞后的一面就爆发出来了:李天祥带着人将月秀抓起来装猪笼,要沉入黄龙潭。而宗族文化对轮框厂的影响,对李大牯家族的影响,本质上,正是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博弈。
   政治、经济、文化,三股力量就这样博弈在了一起。
   这三股力量之间的博弈之所以显得惊心动魄,是因为被放在“改革开放”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中,政治已摆脱了极左的“唯政治”立场,但是却又受制于后极左思维的影响,也被宗族利益所影响(李耀良无论如何都是李姓,都要顾忌到李天祥的意志),所以也陷入一种“地方政治”的困境之中。但是,时代毕竟不是任何力量可以阻碍的,它大踏步地向前,所以整部小说在叙述这种博弈的时候,表现出历史正在艰难但执著地向着开放、明朗的前方进发的姿势。
   而环境对这场博弈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把故事的发生地放在省城或县城,表现出的可能不会是如此尖锐而淋漓尽致的冲突,正因为月影村的僻远与封闭,才有李耀良的政治铁腕,才有黄李二姓之间的宗族冲突,也才有小小一个轮框厂对本地经济的决定作用,地域文化的潜在力量才会发生巨大作用。月影村这个七星伴月的宝地,因为对建屋风水的重视,让李高堂家庭与李天祥家庭之间生出矛盾。分水岭是地理环境的一个绝妙象征:无论进山出水,无论是开车还是步行,都绕不过那高高的分水岭,绕不过那个在风雨亭中卖了几十年山藤茶的“天机老人”阿苦伯,这个独特但却又带有普通性的地理环境中,一幕一幕的博弈得以“蒙太奇”地展开。泰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伟大的艺术和它的环境同时出现,决非偶然,而的确是环境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通过人事的扰攘动荡,通过个人的独创与无法塑料的表现,决定艺术的酝酿……”这段话正好作为月影村在《苍天厚土》中的注脚。
   我们前面说过,小说中的博弈通过地域文化(种族)得以展开,这是小说的巧妙之处,它不是直接叙说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的冲突,而是将它们放在地域文化的描述中展开。那政治也是地域化了的政治,那经济的根仍然是地域文化之根。小说一开始就涉入地域文化:犯了“七出之罪”的月秀从山外带着儿子阿狗古回到月影村,从此将沉寂的地域文化搅动,也因此让政治与经济动荡起来。从月秀重回月影村到倒述她与李大牯的结合,到李大牯与左千叶的结合,到月秀在月影村被李氏宗教的歧视,都不是个人感情在决定这些人物的命运,而是地域文化在决定他们的命运。在叙述的推进过程中,地域文化表现出它的两面性,一面是它的滞后,比如固守已经不人道、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宗族观念与妇道观念,一方面,却又表现出它温暖而人性化的一面,比如山歌的对唱,迎亲仪式上的热闹,宗族之内的无私。地域文化的写作常常会陷入对地域文化的歌唱,或者对地域文化的单面批判,但《苍天厚土》却在这一点上有了突破,它将时代变革放入地域氛围中,但同时也将地域文化纳入大时代背景中去打量,由此,获得了客观的对地域文化的评价、批判与追忆,地域文化因此而鲜活、生动起来。
   在中国历史上,地域文化一直是政治文化的缓冲地带,政治力量不能直接作用于具体个人身上,要通过地域文化才能缓慢地渗透进去,所以乡绅的力量一直非常重要,小说中,不管是李耀良的政治力量,还是李大牯的经济力量,都要借助于李天祥、李活牯等带有乡绅性质的人士而发生作用,而李耀良本人,也正是一个将政治力量转移到乡村去的“缓冲的乡绅”。这而种角色的多样性,让小说中的主人公都获得了丰满的血肉,它们是有缺点有优点的真实人物,而不是干巴巴的抽象符号。
   值得一提的是,整部小说散发出浓郁的地域文化特点——客家风情弥漫了走笔行文。尤其是山歌,“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这首山歌既是月秀、李大牯、左千叶之间情感的写照,更是客家人那种重性重情的象征。“榄树开花花揽花,/郎在榄上妹榄下。/掀起衫尾等郎揽,/等郎一揽就归家。”这种情歌成为客家人表情达意的方式。这些地域风俗在小说中并不是点缀性的描写,它们的作用在于推动着小说情节的行进,比如在李活牯迎亲的仪式上,有这样的风俗:“新娘子在女人们又拥又挤之下,来到李屋门前的晒场上,但她还不能马上进大门,要过‘打新娘’这一关。这也是客家人的风俗,新娘在进婆家之前,大家都要上去打她。据说打了新娘子的人能交好运,那挨打的新娘子经过这场洗礼,即能收心收性,孝敬长辈……”正因为有这种风俗,小孩们才打新娘,混乱中一块狗屎砸到了主事人大伯姆的脸腮上,让大伯姆一怒之下追打小孩,以致于将李大牯与月秀的儿子阿狗古挤到了水塘中。救儿心切的月秀从屋里冲出撞到新娘身上,由此引发了月秀的被暴打、新娘的上吊、月秀被装猪笼沉潭等一系列事件。
   而李大牯与左千叶的恋爱,以在客家对山歌的风俗中完成,两人的对歌不仅是一种交往方式,也是各自内心矛盾与感情的流露,在这种“原生态”的还原中,对爱情的描写不再落入普通聊聊我我方式的俗套,更让人印象深刻。
   ,这种地域文化精神,正是泰纳的“三元素说”中“种族”力量的表现。
   与小说的内容相匹配的是作家的写作技艺,在《苍天厚土》中,并没有作力于花俏的技巧表演,而是踏踏实实地以较传统的方式去叙述这场历时十几天但却颇具代表性的社会力量的博弈,但其表现出来的笔法老道与实在,却是年轻一代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作家们所无法企及的。从社会历史研究方式的角度来看,这个文本在平静而大气的叙述之下,却获得了丰富的包容性,它勾勒出了种族、环境、时代、风俗等文化状况,也揭示出作品所由产生的社会结合——生产力、经济基础等,更包含了当下的小说中所缺乏的道德分析与判断。
   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说:“上世纪80年代,小说急于走向世界,向前跑,处于弱势文化的心态,向略萨、博尔赫斯学习。美国欧·亨利的小说也是借鉴的对象,小说叙事是漫不经心的,到了最后,来了一束光亮。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乐于向传统学习,向传统寻找资源,这是好的现象。五四以来,小说已经变成了‘大说’了,它所承载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的小说向传统学习之后,就回归到小说的本源了。”当代中国小说有一种“回归传统”的倾向,许多作家把这种“回归”理解为写作章回体小说,回到中国的话本小说方向。但是,我们在《苍天厚土》中看到的“回归”却并非这种流行风潮式的回归,它独特地回归到平静的叙述,回归到地域特质的“互文”和地域叙述特性的开掘。传统叙事不仅是话本小说、不仅是章回小说,传统叙事也保留在地域性叙述之中。当众多作家涌向“纸本传统”之时,《苍天厚土》却回到了“地域传统”,为我们的“回归”提供了另一种广阔的可能性。
   当时代、环境被纳入“地域文化”,当“地域文化”被置于时代中时,更多的写作可能性不正被激活出来吗?《苍天厚土》,真是对“可能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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