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雪初晴楼

 

                                                                                                   

 

 

阿乙的中短集小说集《灰故事》写得最好的是封面的那段话：“在经过一段自作聪明的写作后，我慢慢知道：我本质是个悲伤的人，悲伤降低了我的阅世门槛，使我以为世上并无一人值得嘲讽。”

我知道这样说对阿乙来说非常不公平，但我也不想降低我对小说的看法与要求。

《灰故事》书名取得很好，书中是一些灰暗的故事，灰暗，是故事的基调，里面的故事没有正面的、阳光的、全是灰暗面的；故事，是的，是故事而不是小说，故事是讲一些事，而小说是故事之后的东西。

在阿乙的故事中，颇能看出一些先锋的苗头，但仅仅是苗头，这些苗头是将网络一代的崇低、调侃、有趣的叙述方面用于处理那些伤悲的灰暗的题材，让人想起王小波，当然，并不很像王小波。但阿乙并没有这方面下力气。另外，阿乙的文章中有许多青春长成小说的影子，但并没有得到强化，青春成长小说在心理刻划上会有助于小说的深入，心理上不够深入因而成为阿乙的一个弱点。

阿乙太爱写故事了，他的故事也讲得不错，我认为中国作家太热衷于讲故事，尤其是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作家，他们基本谈不上文学素养，小说在他们眼中就是用最俗的或搞笑的语言讲一些奇怪的故事或日常生活的鸡零狗碎的故事。如果要说网络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那只有极坏的影响，没有任何正面的建设性的影响，它让文学下降到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恶俗地步，并将这种非文学的东西最快最大面积地传播，于文学而言，如“劣币驱逐良币”。网络一代的年轻作家，自然也就在未理解文学为何物的情况下，将小说理解为讲故事，讲抢眼球、抓点击率的故事。不客气地说，《灰故事》正是网络性质的小说（虽然不一定是网络小说），被“故事”给误导了。而热衷于“讲故事”也让中国作家在小说上无所建树。

中国目前的小说情况甚至比不上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的精神与实验、成果都是六十年来中国小说的最高峰，自那以后，中国小说就往故事的末路上狂奔了——都一副末路狂花的披头散发样。造成目前小说等于故事的情况，首先是刊物太庸俗，偌大一个中国，现在除了《山花》一家，没有哪一家再刊发实验性的小说，没有探索精神的杂志如何能容忍真正的小说？为何杂志会如此呢？当然是编辑们认为读者水平太低，只能接受庸俗故事，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民的教育水平早就上升了，早就看不惯杂志上那些破故事了，他们以为他们在为读者的牙口着想，怕先锋的、优秀的小说碜着了读者的牙口，于是，这种自以为是的“善意”彻底地驱逐了优秀小说。为何编辑们会如此“善良”？因为中国的小说编辑就没有任何一个是好的小说家，也没有几个是有眼光的小说评论家，都是写过一些小说，又会钻营的文学爱好者才最终做了小说杂志的编辑，再拍拍马，最后做了主编。可以说中国小说编辑没有一个是合格的。

这样的小说杂志与这样的小说编，还能推出什么样的作品？可想而知。

于是，小说的情况是：一群毫无眼光与胆识的编辑，一些只喜欢发三流故事的文学杂志，一堆围着杂志喜好转的作家与更大一堆被网络搞昏了头的小说爱好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小说界不入流的臭哄哄的大粪堆，文坛即粪坛。

本想说说阿乙的小说，却说了这些题外话，打住！但仅仅是题外话？环境决定个体，毕竟，在中国不顾文坛状况而自行探索的小说家，真正的小说家，不超过十个。

 

 

 

2009/11/20，阴

书名：《灰故事》，阿乙/著，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8月第1版，2008年8月第1次印刷，25.00元

                                                                       

 

 

 

读完文艺类书籍，总觉是无话可说，因为文艺类书籍已无法激起我的思想，花了近一个月断断续续读完《七十年代》之后，我貌似也无话可说，只有点鸡零狗碎的想法，记录在此。

A、一直没读过以七十年代为内容的长篇小说，这本数十人回忆七十年代生活的合集，加起来宛如“众声喧哗”的长篇小说，可以看作一本完整的小说：共时态、互诘、互补、对话、拼贴……如果出自一人之手，即是一本先锋小说，想想吧：一个作者用许多身份与不同性别在写同一个时代，是如何的有创意！很抱歉我当它是小说了，其实那些篇章都是从记忆中流出的血，而不是唱出的歌。

B、这本书的作者多是诗歌界、艺术界、学术界的成功人士，尤其以诗歌界最多，成功人士们最后都在炼狱般的七十年代末抓住了开始启动的主流仕（不仅是政治）途的始发车，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尾，使得七十年代在全书中至少并不那么黑暗，让人还能看到历史的暮光。可是，于那些没有搭上回城、上大学班车的年轻人而言，于那些农村人而言，也就是于失败者和普通人而言，七十年代他们的生命与命运又是什么呢？他们的七十年代才是有代表性的年代，这几十位成功者，只是非常幸运的例外者罢了，虽然从他们身上可以看窥见七十年代一斑，但只是七十年代的例外。我希望有一天能读到一本讲七十年代的普通人或失败者生活的书——历史只在失败者身上闪烁着光芒，而不是在成功者身上，成功者只是历史善意的玩笑。

C、虽然作为一个文学评论者，但我还是非常不解：为何中国一直没有出现一部优秀的以六七十年代为背影的长篇小说。也有许多作家写过，但都是可忽略不计之作。原因何在？无奖竞猜：1、中国作家写作水平不行；2、中国作家没有找到一种可以表现那个疯狂年代的新手法；3、中国作家没有直面那个时代的勇气与良知；4、中国作家只会写故事，不会表现故事之外的东西；5、中国作家没有文学之外的社会学、政治哲学、经济学等修养；6、那个时代不好玩，不值得写；7、出版社不敢出；8、读者不爱看；9、也有优秀之作，只是我们爱拿西方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所以认为是狗屎；9、中国没有格意义上的小说家；10、压根儿没有七十年代，没有文革，这些都是居心不良者编造出来的；11、我们伟大的祖国太脆弱，经不起对历史真相的叙述与还原。请将你所猜的答案回贴于文后，或者打电话448080（试试不灵不灵），或发电邮到qsdnw（我是逗你玩）点炕木。

D、七十年代我在做什么？我出生于1975年，没赶上老三届、没赶上当知青、没赶上天安门、没赶上民主墙，什么都没赶上，可惜乎？或幸乎？七十年代末，我们那公社修通了一条山间公路，修路之人全是各地的农民，有天，我家来了一堆另一个村子的亲戚，我害怕，躲到大人怀里不敢出来，中是偷偷地看一眼他们，他们坐了一会，去工地上工，给我留了一只很大的黄瓜。公路修通了，我与爷爷去乡场上，坐的是过路的大货车，进入我们那里的第一辆车。七十年代末，我开始喜欢女性，一个寨子中新过门的媳妇。七十年代，我们家里吃的饭还掺杂红薯、小麦、玉米，家人单独给我做白米饭。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我竟然只除下这几个片断。

E、七十年代，那么多人在时代与命运的悲剧中不知何去何从，但仍然有那么多人迫不及待地来到这个世界。

 

2009/11/18，阴

书名：《七十年代》，北岛 李陀/主编著，三联书店2009年7月第1版，2009年7月第1次印刷，42.00元

 

 

 

 

 

前不久，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的去世，引成了极大关注，从政府到党/中/央，到民间，纷纷悼念、悲伤（致少是个姿态），钱的声望在去世时达到了颠峰，与原子弹时代一样。钱的一生之所以成功，成功在于他符合了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对“科学家”这个形象的愿望与期待：爱国、绝不站在资本主义那一边、将科学化为实际应用、高科技。

不过，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过去，钱学森正代表了“失败的科学家”形象，这个失败不是指他的研究的失败，指的是他的科学精神与形象的失败，也就是“科学家”这个形象的失败。

按迈克尔·博兰尼在《自由的逻辑》一书中的看法，科学应该在自治的王国里存在，而不是屈服于政府的政治需求。在《纯粹科学的社会启示》一文中，博兰尼批判了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将科学看作是意识形态，其内容要由社会来决定；另一种看法是基于道德立场，主张科学家应当将目光转向充满世界的苦难。思考能够为其求得解除苦难的良方。不幸的是，科学在中国，正完全符合了博兰尼所反对的这两种情况。博兰尼一直反对的是科学听命于政治，他要求的是科学的自治，在他看来有意义的、推进历史进展的不是运用科学/技术，而是纯粹科学。在哲学的盛世之后，拓宽人们想象力、看法、视野、革命人们对世界理解的正是纯粹科学，但这种纯粹科学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存在的，因为纯粹科学是“无用”的。就像艺术家要求“为艺术而艺术”一样，博兰尼也要求“为科学而科学”。1938年，英国科学促进会的“科学的社会与国际关系部”试图推进科学的计划化时，博兰尼发表了《纯粹科学的社会启示》一文，从自由主义的观点阐述了纯粹科学的意义，结果是，“报告人和听众一致赞成纯粹科学的传统地位，支持其为自身的理由而进行自由的探求。由此以来，在英国科学计划化的运动一蹶不振，直至无足轻重的地步。”

在“朝圣山学会”的三巨头中，哈耶克是市场自由的鼓吹者，波普尔是反极权的代表人物，而博兰尼则是科学自由的重要捍卫者。今天自由社会的繁荣，与这三位大师的守卫有莫大关系。博兰尼的思路是，科学不可以为福利服务，如果考虑到福利，科学就会丧失掉纯粹的立场与趣味，纯粹科学就会无立锥之地（正如在中国），应用科学就会大行其道，应用科学的危险在于，它将科学降低到技术的低处，让科学变成政治与社会的工具，从而脱离科学的高贵与自由的运行规律。一旦科学侧重应用科学，为谋福利服务，纯粹科学就会退出，这后面就会是科学的计划化。关于计划化，哈耶克在他的著作中已经彻底地批驳过，在些不赘述，既然市场不可以计划化，科学更不可以计划化，计划化的科学会造就苏联的李森科那样的病例（此事稍后再说）。而科学的计划化，意味着科学的的不自由，而科学的不自由即是学术不自由的前兆，学术不自由，意味着社会已进入了计划社会——极权国家就此出现！

这是博兰尼的思路，从他的思想体系出发，也即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过去，钱学森，代表的不是科学的胜利，代表的是科学的悲哀。因为钱是从纯粹科学下降到应用科学，将科学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属品，成为国家主义的工具，尤其是极权国家主义的工具。这只是从博兰尼的思想去看，不代表我本人的看法。

在极权国家，如苏联，用政治标准取代科学标准（这也是中国一直在干的事）之后，出现了李森科这个被钉在科学史的耻辱柱上的变形人物，在这照抄一段博兰尼的原著：

“他在公众当中的影响，竟使得几百名未受过正式科学训练的人——诸如农民和农学院的年轻学生——为企图达到‘植物杂交’的目的而搞起了嫁接的实验。李森科本人志得意满，宣科通过这种群众性运动，植物杂交‘如同丰饶之角上流出果实一样地流溢出来’。靠着这一主张的助力，李森科得到了政府高度的信任。他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成员，并且做上了苏联农业科学院的院长。到1939年，他的影响达到了顶点，竟至于可以要求农业委员会禁止此前育种场里应用的方法，强行采用新的方法——而这一方法，便是基于他自己的遗传学说，而与人们接受的科学观点截然相反。在同年的一份出版物上，他甚至要求在俄国彻底废除遗传学，以最终清除他的科学对手。”

苏联政府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召开了一次会议做表决，在会议中，再次确定了“科学必须在苏维埃国家的指导之下进行”。

    所发生的一切，正是极权国家常见的荒诞。

 

 

2009/11/17，阴

书名：《自由的逻辑》，[英]迈克尔·博兰尼/著，冯银江 李雪茹/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2002年1月第1次印刷，16.50元

 

 

                                                                  

 

 

 

美国《独立宣言》中声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自由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答案是：是的！人的自由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承认这一点，却花费了数千年时间。

 

仅仅在西方自由国家，自由权才成其为可能，在东方从封建转到极权的国家中，自由权目前仅仅是纸上谈兵，并不现实。并且，极权国家害怕、仇视自由，自由于它们而言是一种道德败坏、是无组织纪律、是放任、是资本主义的谎言与阴谋，极权的最大与最后仇敌正是：自由！

 

自由权中最重要的是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必然包括言论自由，不能最终表现为言论自由的思想自由不是真的思想自由。

 

古希腊的思想、科学、政治上的昌盛，正是以思想自由为基本条件，正如J·B·伯里所言：“若有人问希腊人对于文化上的贡献是什么，我们自然首先要想到他们在文学和艺术上的成就了。但更真切的答复或者要说，我们最深沉的感谢是因为他们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创造者。他们哲学上的思想、科学上的进步，和政制上的实验，固然以这种精神的自由为条件，即文学艺术上的优美，也莫不以此为根据。”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也莫不是建立在思想自由的平台上，如果那时压制思想自由，当不会出现诸子百家。中国的先秦时期、古希腊时期等被称为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思想自由，所以那时创造了多元价值体系，试想那时如果中国已经被秦皇统一，何来百家争鸣？那时候的中国被分裂为许多小国家，正是中国的幸运，它意味着思想自由成为可能。而后世大一统的中国，扼杀了思想自由，也就扼杀了种种创造性，中国没有赶上资本主义、没有赶上科学大发展，原因就在于中国自秦皇以后一直处于思想不自由、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一个大国家在军事上可能较好，但于思想、人文、艺术而言，于自由而言，却是反人道的。

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统一只意味着自由的被扼杀。

 

在中世纪欧洲处于思想自由被扼杀的黑暗时期，教会的兴起让古希腊罗马的思想自由史中断，在漫长的教会的统治下，欧洲退倒到了原始时代，古今中外，对思想自由造成窒息与扼杀的力量，主要是教会，不管是天主教、新教还是儒教，都不允许思想自由，因为如果思想自由，就不存在宗教的终极信仰了。宗教最大的敌人，正是思想自由。伯林的《自由思想史》正是一部极力反宗教的思想史著作。

 

但值得庆幸的是，并没有一个秦皇统一了欧洲，在四分五裂的欧洲，自文艺复兴之后，思想自由又如星火燎原般四处迸发，以反圣经、反教会的形式与言论表现。迫害是存在的，但自由思想者可以逃到别的国家去避难，每个国家的皇帝并不都是一样的压迫者，这些思想的逃亡者们最后造了教会与圣经的反，让思想自由一点点地浮上历史的海面。而中国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中国是一个大国，铁板一块的大国，思想自由者无路可逃。

 

自由权在近代之前，最大的敌人是宗教，在近代之后，最大的敌人是极权（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自由很脆弱，自由是我们活着的底线，也是我们奋斗的终极，但世界上的对自由的人远远多于赞成自由的人，于未成熟的心灵而言，本能是逃避自由而不是选择自由。自由是未来白茫茫一片，你得自己去走出一条路，而被奴役则意味着不用承担自由选择带来的责任与心灵惊慌。在知识分子中，赞成自由的也只是少数，但正是这少数人给所有的人带来了自由的世界，包括反对自由的自由。

 

没有思想自由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国家。

不允许思想自由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

 

此书译文很精彩，半文半白，读之有滋有味，遗憾是错别字太多。

 

 

2009/11/10，雨

书名：《思想自由史》，[英]J·B·伯里著，宋桂煌/译，余星/校，吉林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2003年1月第3次印刷，9.50元

 

 

下半身写作的前世今生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个低级越味的人，努力了多少年一直没做到，但今年估计快差不多做到了，因为今年买了一些关于大小便的书，《毛发的故事》《屎的历史》《马桶的历史》《东亚的厕所》，我读书喜欢系统地读，有段时间将这些关于大小便的书的读书札记放在博客里，被朋友家人看见，大吃一惊。但我却有点沾沾自喜：看来快成为低级趣味者了。

        于是，有天在地铁站又买了一本罗歇-享利·盖朗的《方便处——盥洗室的历史》，书的内容，凭书名便可以猜准。书写得一般，但里面收录的大小便文学，足以让“下半身写作”汗颜，人家那才是真正的“下半身写作”，这些年来几个中国小屁孩无知的屎尿屁最多算是“重新发明雨伞”，哪是真正的下半身写作？如果下半身们、垃圾派们早看到此书，估计就不敢胡闹了，年轻人为何无畏，因为无知，无知无畏，往往也就无耻了。

        在16世纪，西方就出现了对粪便迷恋症的首次赞颂，拉伯雷的《巨人传》就不要说了，关于里面讨论擦屁股的方式，我曾引过。这里要谈的主要是诗歌。诸如欧斯托格·德·波里约的诗：

 

        屁在洗衣女的阴户中留下香味，

        它响亮而无杂音，

        欢快的乐调一直唱到死为止……

 

    他写粪便：

 

        那奇形怪状的粪便仿佛是

        日日夜夜都在酝酿着的樱桃

        当它成熟时

        就会降临人间

        多姿多彩。

    诗人也不忘写到擦屁股：

 

        早晚擦屁股

        天鹅绒比绸缎更好

        虽然稍嫌昂贵

        不过它质地细腻

        塔夫绸、缎纹布、羽纱、大麻和亚麻

        都不能用来揩屁股

        天鹅绒才是唯一

    对下半身和下半身排泄物的诗咏，到十八世纪仍然存在，如《谢佐诺米》：

 

        况且，在所有城市中，

        都有无名的屁股，以及

        粪便堆积如山的陈年烂围墙，

        虽然这里有酷热、漏税雨和其他不便

        但新来者还是络绎不绝

    请容我再引用一些：

 

        我愿终生对美丽的大便表示敬意，

        如果男人的也像女人的一样，

        不再如巨人与侏儒，

        一些十分瘦小，一些则高大丰满。

 

    同一首诗中还告诉人如何铸造“自如的大便”：

        配制得当的大便，既不太稀，也不太干，

        如我们在一些墙根底下看到的令人羡慕的大便。

    如果才能拉出好大便呢？方法是：

        拿一个充气的皮球，

        来回拍打，令其反弹。

        我想皮球的发明肯定不是为了让人拉出“高质量的大便”，但这对句皮球的赞美（都到1806年了）让那些不了解这项运动的历史学者们着迷。

        对屁的歌唱十九世纪还在延续，《连珠屁》就这样写：

 

        我歌唱那排出的一阵风，它不是来自风神

        用来做皮袋的水獭皮，

        而是来自鲜活的皮肤，来自一个秘密的风箱，

        风箱在肚子里鼓气，然后从肾下面排出

    罗歇-享利·盖朗认为《霹雳集》是粪便文学最后的诗集之一，这部书曾多次再版，里面的文字如：

        我仍满怀深情地记得，

        我的中学生活，还有

        让我吃连珠屁的亲爱的同学们。

        事实上对下半身、屎尿屁的赞美，恨不多自己也变成粪便的文学，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又复活了，“下半身”、“垃圾派”等再次拱起了粪（文）学史上的粪堆，它们的身影有如一只只粪甲虫般在体液、废料中出没，并且高唱：新世纪十年来的诗歌就是我的诗歌！

        太阳底下无新事，也许值得对粪甲虫同情的是：它们居然不是粪便文学史上的鼻祖。

 

 

2009/11/10，雨

书名：《方便处》，[法]罗歇-享利·盖朗著，黄艳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2009年8月第1次印刷，25.0元

 

 

 

终于读了大名丁丁的《挪威的森林》

也就网络小说水平

或者说大学生水平

不能用文学的要求去看

只是小资与学生读物罢了

 

估计要被村上迷拍

 

 

 

2009/11/06，晴

书名：《挪威的森林》，[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2008年10月第5次印刷，23.0元

                                                           

 

 

 

伽达默尔写《哲学生涯》时已75岁，但他活了102岁。

一般而言哲学家来写略带文学性的文章，文笔应该不会太差，但此书文笔却并不太好。

除非你对上个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比较熟悉，否则此书读起来枯燥，它就像一部德国哲学的索引，只有粗泛的提纲而没有展开。

在德国，大学教授是知识分子中最上层的，哲学家则是上层中的上层，所以在德国做一个哲学教授是很“拉风”的。

伽达默尔是一个很棒的弗莱堡大学的校长，类似于蔡元培。

伽达默尔也是哲学解释学的开创人之一，大师中的大师，至他，解释学完备地成为一门哲学。他的主要著《真理与方法》、《柏拉图与诗人》《短论集》《我是谁，你是谁》。

精彩段落如：

 

 

我记得，有一次马克斯·科默雷尔藉到马堡休假的机会第一次来看我，他随便问我是否知道某本书。我了他一个严厉但不无道理的回答：“基本上我只读不少于2000年历史的书。”

 

 

这里有那托尔普（伽达默尔的老师）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有一天，他到了讲台上才发现忘了带讲稿，急匆匆跑回家，见讲稿插在书桌上，装上讲稿赶快往外跑。刚好在门口碰上太太，他太太说：“哎保罗，换上你的便装。”——为此那托尔普又急忙换掉礼服。最终回到讲台，一看，讲稿还是没拿来，可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由此可见不能听老婆的话。笑）

 

 

他（诗人保罗·策兰）和思想家（海德格尔）一起穿过柔软的草地，向高处走去（他们在海德格尔的托特瑙堡），两个人独自地站在那里，如同独自绽放的花朵（“兰花”与“兰花”——原注），直到回家的路上，海德格尔对他嘟哝的有些生硬的话才变得清晰起来——他开始懂了。他懂得了能够一同去倾听别人（“人”）思的勇气，（虽然）还没弄明白，这种走在摇摇晃晃的土地上的思如同走麻绳一般是不能走到头的。这首诗是这样的：

 

 

（略去部份）

林中草地

参差不齐

兰花与兰花

各自独语

生硬的东西

往返中清晰

 

 

领路人，

与我们

一同倾听，

沼泽地

烂木的路，

走走停停

许多的潮湿

 

 

作为一个仁者，伽达默尔的长寿正印证了中国古话：仁者寿。

 

 

2009/11/06，晴

   书名：《哲学生涯》，[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8月第1版，2004年4月第2次印刷，14.0元

 

 

                                                                                

 

 

 

 

“战争期间通常要对部队封锁坏消息，可能这种做法也算得上一条说得过去的规矩。但是把士兵们送往前线，然后在后方却镇压他们的组织，指控他们的领导犯有叛国罪，把他们的亲人、朋友抓进监狱，这种做法与前者截然不同。”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中如是写道。

这一段的施动主体是谁呢？是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内战期间的西班牙共产党。

当时西班牙国内分为许多党派：共产党、无政府组织、劳工联合会、工人总联合会、统一工党……在对佛朗哥的战争中，这些党派的主要力量躲在后面互相残杀，最后是共产党控制了政权，便开始屠杀别的党派，尤其是统一工党（给的理由是与法西斯分子共谋，但事实上统一工党的民兵是主要对付法西斯的力量）。有意思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在保持着大良精良的武器用于屠杀平民与真正的士兵时，前线的士兵们却严重缺乏武器，所有的不过是一些已经不能再用的老武器、破武器，士兵们自己掏钱去买走私的武器，还要犯着被逮捕的危险。

奥威尔参加的不是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国际纵队，参加的是统一工党的民兵，这些民兵们多是些年轻的少年，以及国际友人，但他们一旦从前线上的撤下来，所面临的命运就是被西班牙共产党逮捕。可以说正是借助于佛朗哥的叛变，西班牙共产党得以壮自己的力量（就象东方某国的共。产。党在日本侵略时致力于保存并壮大自己力量，而不是抗日）。统一工党的师长在阵地附近被逮捕、投入监狱而无人问津，当时他正要处理一桩重大的对法西斯的军事行动。而许多国际友人也被逮捕，因为他们参加的不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国际纵队，因为西班牙共产党不想让他们出去之后散布西班牙内战的真实情况。

每次我读到乔治·奥威尔的书，总是无言，读完《动物农庄》《一九八四》我无话可说，因为写的就是中国半世纪以来的历史，丝丝入扣。最乏味的是，共产主义在哪一个国家掌权，所犯下的罪行都是一模一样的，像克隆一样。也让我想到，有一种事业你是不能投入去献身的，你越献身它越迫害你，这种事业就是极权主义的事业（包括纳粹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从本质上而言是非常好、非常美妙的，但它的不人道就在于它的美好，它总是试图迫使人们去接受它的美好设计，但在人们进入美好世界之前，它的“迫使”早就犯下了暴行。所以当西班牙内战未结束，西班共产党暂时夺到政权时，就开始了迫不及待的清洗。这种清洗也与苏联指使与控制有关。奥威尔在西班牙被跟踪、威胁、迫害，最后只好因为受伤而返回英国。

奥威尔的受伤很可怕：在阵地上被法西斯狙击手的子弹打穿了喉咙。但他居然活了下来。在不同的基本没有疗效的医院里，“我周围所有的人——医生、护士、助理医生还是病友——一再向我保证说：一个打穿脖子还能活下来的人是世上最幸运的人，而我却禁不住在想：如果一点没伤着，岂不是更幸运？”在时时面对死亡的威胁（来自西班牙共产党的威胁远远大于那些枪法不准的法西斯士兵的威胁），奥威尔仍然保持着这种幽默。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并不是一本小说，甚至不是纪实文学，它只是奥威尔在西班牙的亲身经历，所见，所体验，此后，他成为一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

今年八月份我去银川开会，与张涛兄一起组织、主持“2009中国70后诗歌论坛”，张涛兄慷慨地向我赠送了此书，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书，在些感谢张涛兄。

 

 

2009/11/05，晴

   书名：《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英]乔治·奥威尔/著，许卉艳 王红梅  陈永生 付珊等/译，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16.0元

 

 

 

 

“五月花号”这条船太有名了，就因为“五月花公号公约”，这个公约的意义如林国基所言：“‘五月花号公约’这一立法行动乃是《圣经·创世记》开篇中所说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最好注脚，从而也是洛克所说的‘太初有美洲’的最好注脚。”

五月花号公约的意义在这里不用谈，要谈的是关于这个公约最早的记载，它最早出现于威廉·布莱福特的《普利茅斯垦殖记》，这位布莱福特是何人？他是“五月花号”的乘客之一，同船1620年抵达美国，次年接替卡佛先生成为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总督，统治这块殖民地达30之久。不平凡的是，这30年每年都要选举的，他老人家在这位子上一坐就是30年报，可谓德高望重。《普利茅斯垦殖记》中关于“五月花号”的内容，节选合编之后，就是现在所见的《“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始末》一书。

1620年，“五月花号”从英国普利茅斯港出发，在航行的途中只死了两人，第一个是自负而对上帝不敬的年轻人，喜欢谩骂患了病的人和贫穷的人，暗地里扬言在船抵达目的地之前把他们半数的人扔到海里喂鱼，但上帝的眼睛是清醒的，他自己却成为第一个身患重病死去的人，成了被扔到海里喂鱼的不幸者。与之对应是，一个叫约翰·霍兰德的人掉进了大海，但他抓住了悬在船体外的升桅帆用的升降绳，绳子被他拉进水里，船人的人们将他救了上来。在航行的后半程，只有另一个成员死去，他叫威廉·巴顿，是萨姆尔·富勒，一个富人的仆从。

在布莱福特笔下，科德角的名字，首先是高士诺船长于1602年所命名的，后来史密斯船长又把它命名为詹姆斯角，但水手们更喜欢科德角的叫法，他们在这个岬角上发现了危险的浅滩，所以他们又叫它“忧心角”（Point Care）和“短剑的恐惧”（Tucker' Terror）。在梭罗的《科德角》一书中，科德角只是一片荒漠黄沙的地方，没有树林，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植被，只有稀稀落落的一些野草，已经全部漠化了。但在布莱福特们1620年11月11日初到时，这里生态虽然谈不上很好，但却还过得去，“因为夏季早已过去，一切树木都孤零零的立在那里，一副饱经风吹雨打的‘面容’。整个乡野长满了树木和灌木丛，一派野生和未开化的景象。”

但梭罗并不认为布莱福特们看见的植被是真的，他在《科德角》一书中写道：“我们无法相信这里曾经林木繁茂，土壤肥沃。他们的记述总的来说都是虚假的，可能只有一部分才是真实的。他们所看到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经过夸张的，都只是科德角的一个侧面而已。任何一个人在那般令人焦虑不安的航程之后抵达一块陆地，都会感到欣喜若狂的；在他的眼中，那片土地被渲上了玫瑰般的色彩，似乎可以闻到空气中杜松和檫木的芳香，那里的每一个美好之处都会被放大——这是人之常情。”

梭罗似乎曾读过布莱福特的著作，他在《科德角》一书中引用过布莱福特的句子，但是，在林国基对《“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始末》的序言中，提到布莱福特的手稿于1780年被英国从波士顿的一个教会图书馆抢到英国，几十年之后才在伦敦主教的教会图书馆中发现。美国索回这本书花了几十年时间，交外与法律上的努力都做了，惊动了两国各级政要和英国女王，1898年才由一个宗教法庭判给美国。而梭罗的生活年代是1817—1862，他何以引和布莱福特的原文？难道是从默顿的《新英格兰回忆录》中转引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清楚。

鲜为人知的是，在“五月花号”后面，还有一条叫“婆婆纳号（The Speedwell）”的船，这条船载着这批后来签订了“五月花号公约”的清教徒从荷兰到南安普敦汇合“五月花号”，但一起出发之后，婆婆纳号船主就说船漏水了，两条船便停在达特茅斯港修理，修过之后，再出发，不到五百公里船主又说漏水了，两条船又停到普利茅斯，他们放弃了婆婆纳号。布莱福特在书中写道：“这一切都是船主的诡计和阴谋，他雇了一伙人，本打算让他们在美洲呆上一年，可是这伙人越来越感到不满，他们害怕食物不够吃，于是他们想出了这个计谋脱身。脱身的人公开承认了此事，因此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婆婆纳，别名卵子草、石补钉、双铜锤、双肾草、桑肾子,《救荒本草》载：婆婆纳，生田野中。苗塌地生，叶最小，如小面花黡儿，状类初生菊花芽，叶又团，边微花如云头样，味甜。

婆婆纳是一种草、也是一条船、还是一位女诗人的名字。

 

 

2009/11/04，晴

书名：《“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始末》，[美]威廉·布莱福特/著，王军伟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12.0元

 

关于科德角，附我在《南方周末》的一篇专栏文于下

 

 

站在科德角可以忘掉整个美国

 

 

在科德角，亨利·大卫·梭罗好奇地去旅馆旁边的鱼库看腌制鳕鱼，他看到鳕鱼刚刚腌渍完，被堆成几英尺高的一堆，几个穿着母牛皮长统靴的人正站在大鱼堆上，用一种有铁制尖头的工具将鱼叉到手推车上，这是正常的工作程序，但不正常的是：一个嚼着烟草的年轻人，不停地往鱼身上吐唾沫。“好吧，老兄，等那位老人看见你这样，他一定会骂你。”他正这样想着，结果就看到那位老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梭罗回到旅店吃早餐，老板说菜单是鱼碎和豆子，问他要吃什么，“尽管我从来都不喜欢豆子，但我还是选了这个菜。”梭罗写道。看来谁也不想吃那些沾了唾沫的鱼碎。
    这是梭罗在《科德角》一书中讲的故事。
    科德角是什么地方？
    它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南部巴恩斯特布尔(Barnstable)县的钩状半岛。为一沙质、由冰川造成的半岛。伸入至大西洋105公里(65哩)，宽1.6-32公里(1-20哩)，北部和西部与科德角湾为界，西为巴泽兹湾(BuzzardsBay)，南濒温亚德(Vineyard)和南塔克特(Nantucket)海峡。28公里(17.5哩)长的科德角运河穿过半岛基部，将半岛与大陆分开，使纽约市和波士顿之间的船运距离缩短120公里(75哩)多，形成大西洋沿岸水道(Atlantic IntracoastalWaterway)的一部分。半岛很大一部分是由沙子组成的，所以经常能看到大片的沙地伸向海中，在这个纬度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沙地间点缀着丛丛蒿草和涨潮后潴留下的海水，白草黄沙碧水，是难得一见的大风景。
    这个名字的来源，据说是1602年一位英国探险家戈斯诺尔德 (BartholomewGosnold)抵此，装载了大量鳕鱼(codfish)，故将半岛取名科德角。
    梭罗作为“生活在内陆几英里之地的人”，他“为了更好的看一看海”，前后三次去了科德角，于是就有了《科德角》一书。在这几次旅行的过程中，一切平淡无奇，惟一较有悬念的是，梭罗被当成了偷银行的逃犯。他与同伙在一个老人家里小住过，“有两个从内地来的男子撬开了普罗温斯顿银行的保险箱，偷走了钱财。我们听说热情招待我们的那家人确实怀疑过我们就是那两个偷盗者。”但警察并没有抓到他们，因为后来证明，他们并不是盗贼。
    梭罗当然不是盗贼，他是大自然的赤子与情人，所写下的作品中，有关于森林的《缅因森林》，有关于河流的《河上一周》，有关于在大自然中简单生活的《瓦尔登湖》，有关于植物的《种籽的力量》，有关于大海的《科德角》。大自然的每个部分都是他关注、倾诉的对象。这种对大自然无尽的热爱，对大自然的每个方面都给予关注并撰写著作的作家，在我的视野里就只有梭罗一个。自然文学作家很多，但许多人都只写某一方面，比如约翰·缪尔被称为“山之王国中的约翰”，而约翰·巴勒斯则被称为“鸟之王国中的约翰”，就因为前者专门写山，后者专门写鸟。玛丽·奥斯汀则专门写荒漠。在自然文学作家中梭罗最著名，不仅仅是他提倡简朴生活的理念，不仅仅是那本著名的《瓦尔登湖》，更重要的是他关注的是整个大自然，而不仅仅是某一方面。
    在梭罗的作品中，科德角可能是写得较浅的一本，一来他没有在海边长时间生活的经历，二来也没有驾船出海的经历，只是在海边行走过几次，所以写来更多是眼睛所看耳朵所听到的，对于海洋与海边生活，深入程度不是很够。但是，以梭罗的热爱、梭罗的文笔、梭罗的文风，仍然很传神地将科德角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且在客观中加入自己的所感所思。应该说在海边度假的时候，如果带上这本书，慢慢地读，是非常有意思的事，也是非常享受的事。在这本书中，我们跟随梭罗的脚步，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看见海滩上正大片腐烂的鲸尸，看见一队队的捕鲭船消失在海平面下，看见海边的荒漠上长着的滨草、列稃草等荒漠化之后的植物，看见那在暴风中的灯塔，看见一个个面无表情的卑微小镇、村庄。甚至似乎还看见了17世纪的科德角在历史的风中渐渐模糊。
    科德角有何历史意义？
    按所找资料显示，著名的“五月花号”是英国移民驶往北美的第一艘船只，载重约180吨，长27米。以运载一批分离派清教徒到北美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地和在该船上制定《五月花号公约》而闻名。1620年9月23日，在牧师布莱斯特率领下乘五月花号前往北美。全船乘客102名，其中，分离派教徒35名，余为工匠、渔民、贫苦农民及14名契约奴。11月21日，到达科德角，于圣诞节后第一天在普利茅斯地方上岸。在登陆前，即11月21日由分离派领袖在船舱内主持制定一个共同遵守的《五月花号公约》，有41名自由的成年男子在上面签字。其内容为：组织公民团体；拟定公正的法律、法令、规章和条例。此公约奠定了新英格兰诸州自治政府的基础。在五月花号公约中，宣布自愿结成平等的公民政府，制定自己的法律、章程和官职机构。这些“移民始祖”大多是信奉受迫害的清教的贫苦工匠、农民和订有契约的契约佣仆。他们主张个人直接祈祷，反映了在上帝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主张建立纯正廉洁的教会，反对教会勒索和繁琐的宗教仪式，反映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积累资金的要求；主张以资产阶级共和制原则改革教会，反对偶像崇拜。
    在梭罗之后，还有一个自然文学作家在科德角上住了一年，写了一本书，他就是亨利·贝斯顿与他的《遥远的房屋》，按译者程虹女士的前言所说：“1925年，中年的亨利·贝斯顿 (HenryBeston,1888—1968)在位于科德角的外海滩买下一块地并自己设计草图，请人在濒海的沙丘上建了一所简陋的小屋。起初，他只是想在翌年秋季到那里住上一两周，并无意将它作为长久的居所。然而，当两周结束后，贝斯顿却迟迟没有离去。那片土地及外海的美丽和神秘令他心醉神迷。他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一年并记录下大自然栩栩如生的影像：大海的潮起潮落，涌向海滩的层层波涛，纷至沓来的各种鸟类，海上的过客，冬季的风暴，秋季的壮观，春季的神圣，夏季的繁茂。1927年秋，当贝斯顿离开那里时，带了几大本笔记及素材。又一年后，《遥远的房屋》出版。”
    这本书无非是讲作者在科德角一年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四季的变化在他的窗前流逝，大海在他的房子下面永远地冲动与退潮，观察细致入微、思考人所未见，文笔优美传神。如果仅是这样，它只不过是一本优秀的好书，而不是一本经典，它的经典之处，用美国布朗大学巴顿·L·圣阿曼德的话来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堪称是西方文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意识形态的某种反应……他重新创造了一种朝圣，它不是像艾略特所描述的那种基督教的朝圣，而是一种多神论的再现……他进行这种朝圣的方式并非抽象或深奥，而是通过身体的感觉来实现的。”
    所以梭罗说：“站在科德角可以忘掉整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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